王阳明:有心有一切,无心一切无

王守仁(1472—1529年),幼名云,字伯安,别号阳明。浙江绍兴府余姚县(今属浙江省余姚市)人,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,自号阳明子,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,亦称王阳明。


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、哲学家,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。王阳明一生具有传奇色彩,少时便以读书做圣贤为天下第一等的事。弘治十二年(1499)中进士,历任刑部主事、贵州龙场驿丞、庐陵知县、两广总督等职,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因平定朱宸濠之乱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,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,谥文成,故后人又称其为王文成公。


心即理


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,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“心即理”的理论路向,将“心学”推向新的高峰。王阳明认为,心不是一块血肉,不是指人的心脏,而是支配我们视听言动的心。如耳朵的听,眼睛的看,手足知痛痒等等都是心。心是身的主宰,心之所发是意念,意念的意义在于知,知之所在就是物。他说:“人者,天地万物之心也;心者,天地万物之主也。心即天,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六《答季明德》)人是天地万物之心,是儒家共许的理念。心是天地万物之主,则是阳明学的独得之见。这个“心”是人的心,也是天地万物之心。心即天,也就是心即理、心即性、心即命,总之在阳明那里,心生发一切、主宰一切。有时他将心叫作“灵明”,他与学生有段关于灵明的对话,从中可以窥知阳明思想。


王阳明:有心有一切,无心一切无


阳明问学生:“你看这天地之间,什么是天地的心?”学生回答:“我曾听说,人是天地的心。”阳明继续问:“人又是什么做心? ”学生回答说:“只是一个灵明。”阳明向学生开讲了,他说:“可知充塞天地之间,只有这个灵明。”“天没有我的灵明,谁去仰他高?地没有我的灵明,谁去俯他深?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,谁去辨他吉凶灾祥?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,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。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,亦没有我的灵明。”学生问:“天地鬼神万物,千古都在,为什么说没有我的灵明,便没有了呢?”王阳明说:“你看死去的人,他的精灵游散了,他的天地万物在哪里呢? ”(参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《语录三》)依王阳明说法,我心在,我的天地万物在。我心不在,我的天地万物就不在了;你心在,你的天地万物就在。你心不在,你的天地万物就不在了。现在看来,这是主观决定客观,主体主宰客体,由认识论进入到存在论。不过,王阳明这个说法并非全无道理。能与所、主与客是一对应关系,失去一方,另一方就不存在。我心是主,天地万物是客,我心不在,我的天地万物就不存在了,反之亦然。在这个意义上,王阳明说,我的灵明与天地鬼神万物“一气流通”,无法“与之间隔”。


这就是王阳明的“心外无理”“心外无性”“心外无命”“心外无意”“心外无物”。心外无性、无命、无理、无意并不难理解,“ 心外无物”还是不断遭到同时代人的挑战:


先生游南镇,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:“天下无心外之物,如此花树,在深山中自开自落,于我心亦何相关? ”先生曰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《语录三》)


“心外无物”,千百年来,此花在山中自开自落,你不在,花仍在,与你心何干? 这是友人对阳明学说最尖锐的挑战。王阳明的回答相当巧妙,他说: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你心同于“寂”。“寂”是说你心是你心,花是花,你心在,花也在,只是互不相涉,心与花不起波澜。一旦看到此花,心与花马上发生关系,心是花的心,花是心的花,心与花一气相通,花在心中立即起波澜,颜色、形貌等等一时顿现,寂不再寂,而是动。“心外无物”并不是说心之外即你没有听到、没有见到的,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,物就没有了,而是说非无物也,虽有而无异于无也。


在王阳明看来,心是最高主宰,有心有一切,无心一切无。他明确说“心即理”,心外无事,心外无理。他说:“有孝亲之心,即有孝之理;无孝亲之心,即无孝之理矣。有忠君之心,即有忠之理;无忠君之心,即无忠之理矣。理岂外于吾心邪?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《答顾东桥书》)理是绝对的、普遍的,心外无理,心在理在,心即理,心也是绝对的、普遍的。王阳明在高扬心上可谓“用心”,无论是从精微处,还是从广大处,远远超越陆九渊。


致良知


“人人自有定盘针,万化根源总在心。却笑从前颠倒见,枝枝叶叶外头寻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《咏良知四首示诸生》)王阳明认为,“良知”不在外面,而在心里,“却笑从前颠倒见,枝枝叶叶外头寻”,是在笑自己从前照朱子方法去格竹子,也在笑当下程朱理学的先生们。


“致知”是《大学》首发,然而《大学》对如何致知并没有讲,朱熹开始大讲“格物致知”。王阳明十八岁时,曾拜谒朱子学的信奉者娄谅。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,王阳明听后非常高兴。他遍读朱熹的著作,按照朱熹的方法去格物致知,下决心格竹子之理,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,什么都没有格出来,自己却病倒了。王阳明由此意识到:向外寻理,这是颠倒见,原来“人人自有定盘针,万化根源总在心”。这个“定盘针”就是决定人生方向的指标,就是人的良知,就是人的本心。“个个人心有仲尼,自将闻见苦遮迷。而今指与真头面,只是良知更莫疑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《咏良知四首示诸生》)仲尼就是孔子,人人心中都有孔子一样的心,都可以成为仲尼那样的圣人,只是耳目之官不思,就把这个“圣心”遮迷了;现在告诉大家“圣心”就是“良知”,“良知”就是“圣心”。


由是王阳明重新解释格物致知,他说:所谓致知格物者,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,即所谓天理也,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,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心之良知者,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,格物也。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。(《阳明先生集要·答顾东桥书》)致知格物在王阳明的解释下,知是良知,是我们本心自具的良知,心即理,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。物是事事物物,在王阳明那里,事事物物主要是指道德的实践活动,如事亲、忠君等等。致知格物就是将吾心之良知作用于事事物物,尤其是道德的行为或实践上去。将吾心之良知作用于事事物物,事事物物就都得其理,意思是说,做得恰到好处,事亲自然知孝,事兄自然知悌,事君自然知忠,孝、悌、忠就是事亲、事兄、事君之理。朱子的物是天地草木器用无不是物,是客观之物。王阳明的物不是客观之物,而是“心外无物”之物,是主观物、行为物;朱子的格物致知是“即物穷理”,也就是接触这些客观之物而穷究、研究它存有的理,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,格是“格君心之非”之格,格是正,格物是使物由不正到正;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要是知识论的,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主要是道德实践的。


“致良知”是作圣功,是成就圣贤人格,因而他告诉他的弟子:“尔身各各自天真,不问求人更问人。但致良知成德业,谩从故纸费精神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《示诸生三首》)每一个人都有“圣心”“良知”,这个心与良知圆满自足,不需外求。努力致良知就可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事业,不需要钻进故纸堆里去耗费自己的精神,浪费自己的生命。读书能明理吗?王阳明的回答是不一定。读书有可能钻进故纸堆中迷失了自己,不但不能明圣贤之理,反而遮迷了自己的良知本性。阳明心学简捷明快,活泼好用,原因就在这里。


王阳明将成圣成贤的大门向四面八方打开,向全社会开放,向所有人开放,“个个人心有仲尼”,人人可以成就圣贤。上至尧舜,下到愚夫愚妇,何人不能成圣?有谁不能成贤? 成就圣贤是为不为的问题,不是能不能的问题。成圣贤不必背多少经书,摆多少学案,听多少次讲座,致吾心之良知,将良知在生活中呈现,在行为中呈现,当下即是,无怪乎他的后学能说出“满街都是圣人”的惊人之语。


知行合一说


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的重要理论,也是王学的标志性主张。王阳明所说的“知行合一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认识和实践相统一,“知”主要指格物致知之知,是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;“行”主要指力行之行,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和实际行为。“知行合一”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相符合,当然也包括思想、意识和实际行为相一致。


王阳明为什么要提倡知行合一呢? 他有自己的解释。他指出,今人论学,将知和行分做两件事,一念发动处有不善,也不去禁止。他之所以讲知行合一就是要让人明白,“一念发动处,便即是行了。发动处有不善,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。须要彻根彻底,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。此是我立言宗旨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《语录三》)。王阳明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与军事实践活动中,深刻地认识到“灭山中贼易,灭心中贼难”,“心中贼”是“山中贼”的渊薮,“心中无贼”则“天下无贼”。


知行两橛会导致我想什么谁也管不着,也管不了。王阳明告诉人们:“一念发动处,便即是行了”,恶念就是在作恶,别人管不着,自己能瞒得了自己吗?将一念之不善彻根彻底从胸中铲除净尽,心中贼灭,山中贼也无由而生,从而实现天下太平。


王阳明认为,知行本来是一体的,是不可分的,或者说“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六《答友人问丙戌》)。他说: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;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,只说一个知,已自有行在,只说一个行,已自有知在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《语录一》)知行是一个工夫的两面,知是行为的指导思想,贯彻行之始终,行是知的贯彻、落实,知是行的发动者,行是知的结果。知与行二者始终联系在一起,不是不能分离,而是无法分离。知而不行,不是真知,而是妄想;行而不知,不是笃行,而是冥行。他说:“知之真切笃实处,即是行;行之明觉精察处,即是知。知行工夫本不可离。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《答顾东桥书》)这里已经不是“知行合一”了,而是知即行,行即知了。知行合一毕竟还能保持知与行的独立性,是两个东西的合一,当“知之真切笃实处”不是知而是行,行之“明觉精察处”不是行而是知的时候,知行是一而非二,后人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“借知以惑行”“消行以归知”,不无道理。


王阳明认为他“平生讲学,只是‘致良知’三字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六《寄正宪男手墨二卷》)。“致良知”是阳明学的核心、主旨,也是他最得意处,“心即理”是“致良知”的根据,“知行合一说”是“致良知”的具体贯彻。当然,他学说的最终目标是让人“见父自然知孝,见兄自然知弟,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”(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《语录一》),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,通过内心的“省察克治”等修养工夫,人人达到圣贤的境界。


王阳明是明代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,同时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。阳明学形成后,迅速传遍大江南北,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南、山东等地,形成了所谓江右王门、浙中王门、南中王门、楚中王门、闽粤王门、北方王门、泰州学派等流派,并称为“王学七派”。王门各派后学,均以阐发阳明学说为己任,将阳明学的学脉与精神延续下去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泰州学派,其创始人是明代学者王艮,他以“百姓日用即道”为旗帜,高扬“人人君子”“比屋可封”的理想,农夫、樵夫、陶匠、灶丁等等都可学、可行、可讲、可授。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有颜钧、韩贞、朱恕、王襞、罗汝芳、何心隐、李贽、焦竑、周汝登等人。


阳明学传至日本、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,在这些国家与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王阳明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“三不朽”集于一身,其成就与伟业著于竹帛,载入历史。